珍视并发扬中华优秀美育传统,浅析汉代音乐美
分类:永利国际

关键词:音乐美学 汉代音乐 审美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经历了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的洗礼,汉代音乐艺术逐渐由封闭的以祭祀、王礼及统治阶级的专用,转化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教化人们思想、大众娱乐的文化形态。在这种人文意识的支配下,汉代音乐艺术不再依附于祭祀或其他典礼仪式中的礼乐活动,形式和内容空前丰富多彩,受周礼和“雅乐”礼念的束缚越来越少,而是情感的力量大于伦理的力量,世俗的愉悦之情大于典礼的静穆之情,日益成为人们表达情感、娱乐享受的需要。在远离郊祀庙堂之乐广阔的音乐活动后,对审美愉悦与对欢乐享受的欲求,越来越突出。而汉代人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一 “音乐本质美”的美学思想 音乐是人类表达情感的最直接的工具,“唯乐不可以为伪”,乐可以表达人的各种情感的功能。正是基于对音乐的这种认识,《乐记乐本》开篇即言: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就是说,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应,反对把音乐作为奢侈品或消遣的看法,认为“乐”是人的内心受到了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形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音乐的内容只要有真实依据,便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音乐是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唯乐不可以为伪”,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现实的反映。 《淮南子》对音乐本质美的理解为: 第一是认为和乐能使人乐,忧乐能使人悲,充分肯定了音乐的感染力;认为通过音乐不仅能感受作品的哀乐,还能借助想象、联想了解作者的志趣、时代的风貌、社会的习俗,充分肯定了音乐的可知性。 第二是认为政治和顺,人心和乐,音乐才能使人和乐;政治乖逆,人心悲苦,音乐便不能使人和乐。 第三是音乐对主体的影响因主体的文化修养而异。认为文化修养低下的“鄙人”不能欣赏高雅的“徵羽之操”,如《采菱》、《阳阿》之曲;认为对同一乐曲,有人赞赏不已,有人却不能入耳,以为和平之音不如急切之调感人,这不是因为表演者笨拙,而是因为听乐者文化修养不同。 《淮南子》对音乐美学的贡献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对此作了全面的论述,而其中关于“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的论述则显然与单穆公所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不同。后者强调感官对审判能力的制约,前者则强调文化修养对审美能力的制约,因而道前人所未道,而与马克思关于“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的思想相通。 不仅如此,汉代音乐美学思想认为音乐的美育、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并不是说“艺”是无关紧要的,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颜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 “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 要使音乐的曲调、词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如“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这样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 一言蔽之,音乐是主观世界的客观反应,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和谐,浑然于一体的作品才能更充分地展示音乐的本质美。 二 “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轴心是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并且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天人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淮南子》贯穿了天人相通的思想,如《天文训》所说:“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泰族训》所说:“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现。”两文都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混为一谈,都将两者间的偶然巧合夸大为必然关系、因果关系。《要略》说:“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这种“天人合一”即人来自自然,与自然统一的思想正是产生“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命题的基础。《淮南子》比《吕氏春秋》更突出了宇宙图式中数的意义,尤其突出了音乐与天道之间的数的联系,因此,它就认为音乐能上通九天,沟通天人。这种天人相通的观念发展到董仲舒时而成为“天人感应”论。 《乐记》认为天有阴阳之气,此阴阳之气生养万物,给万物以生命,故又称为“生气”,万物禀“生气”而生,故万物皆有“生气”。“生气”是其生命之所在。所以天、物、人统一于“气”,自然、社会统一于“气”,“气”使宇宙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乐记》又认为“和,故百物皆化”,而“化不时则不生”,“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故“气”有顺逆之别、德性之异,其“和顺”、“平和”、“皆安其位而不相夺”者为“生气”,能给人以生命;其乖逆、不时、不节者则为逆气、邪气,能使人和万物不生不遂,带来灾患和疾病。 《乐记》根据以上认识论述音乐,认为音乐中的主客体关系是“气”的互相感应。就创作和表演而言,是主体之气外观为相应之乐,故主体决定客体,“顺气”表现为“和乐”,“逆气”表现为“淫乐”;就欣赏而言,则是客体之乐唤起主体相应之气,故客体决定主体。表现“逆气”和“淫乐”,唤起主体的“顺气”,使人“感条畅之气,而灾平和之德”。所以它要求客体必须“合生气之和”,“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更要求主体内存“和顺”之气,客体之乐才能表现出“平和之德”,开出美丽的花朵;只有主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客体之乐才能生机盎然,变化神妙。 以此观之,音乐以“气”沟通天、人,能使天、人互相感应,能直接改变自然万物,直接决定社会政治的“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是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 “礼乐治国”的音乐美学思想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统治阶级重视礼乐制度与治国安邦的关系。诏贤良策曾问音乐与治国的关系,说: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 意为世道衰微是出于天命还是由于治国失其正道。对此董仲舒《对策》作了如下的回答: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

人民日报: 珍视并发扬中华优秀美育传统

时间:2018年09月28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曾繁仁

珍视并发扬中华优秀美育传统

——从《礼记·乐记》美育思想谈起

  中华美育历经几千年历史,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时代美育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8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给中央美院八位教授的回信中就做好美育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回信立意高远,视野宏阔,以简洁的语言阐述了美育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方向。作为长期从事美育研究的教育工作者,我深感习近平同志的回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的美育研究与实践较为重视西方美育理论,对中华民族自己的美育传统认识和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华民族具有悠久而深厚的美育传统。从先秦时期周代开始就将礼乐教化提到重要地位,此后儒释道各家均对人文化成的美育有过各自思考与贡献。近代以降,王国维、蔡元培与丰子恺等理论家与艺术家均对美育有着自己特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重视美育工作,将美育列入党的教育方针。总之,中华美育传统延续几千年,是今天美育工作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发扬光大。

  产生于公元前二世纪的《礼记·乐记》,以儒家思想为主,同时吸收道家与法家思想,是世界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最早论述礼乐教化即美育的论著。《乐记》及其礼乐教化理论以“天人合一”为其文化理念,以“中和”为其审美理想,以“礼乐交融”为其东方特色,以“正声”“德音”为其艺术诉求,明显区别于西方自柏拉图与席勒以来的美育观念,彰显光彩照人的中国精神,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文化艺术特别是美学与美育上的成熟与伟大,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传承古代及至当代的中华美育精神,吸收世界美育有益成分,是新时代美育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华美育是事关家国天下的教育

  “礼乐教化”是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政治、文化与教育制度。《礼记》记载“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就是说当年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治理国家、统一天下。中国古代的“礼”起源于宗教祭祀之礼仪,发展为政治制度、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交往之人文礼仪等;“乐”是乐舞歌诗的总称。礼乐教化是一种集政治、道德与审美等为一体的整体性教育,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关联性的特点,相异于西方文化区分性的特点,强调发挥礼乐刑政交融互补的综合性治理作用。礼乐教化还可以发挥特有的和合父子君臣族长乡里的团结教育作用,这就是所谓“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同时,礼乐教化还有感染熏陶、移风易俗之用,所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总之,礼乐教化在传统社会中充分发挥交融性与综合性作用,是治国之重器。在当前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征程中,我们要切实重视美育的交融性与综合性,像习近平同志要求的那样,充分发挥美育立德树人、塑造美好心灵的重要作用。

  中华美育是培养君子的人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文教育,有着浓郁的人文精神,突出体现在“人文化成”的理念。《周易》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以文明、文化与美来教化成就天下,达到对君子进行人文教育的目的,使天下臻至文明。儒家“人文化成”观念最早由孔子“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提出。这里,所谓“成人”即是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素质教育培养“尽美矣,又尽善也”的“文质彬彬”的君子。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美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这就是对于传统美育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包括美育在内的人文教育在当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人文化成为目标,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充分发挥美育特点,真正做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中华美育是提升境界的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超越性文化,讲究言外之意,境外之境,味外之旨。老子有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传统的礼乐教化就是一种强调超越性的、提升境界的教育。《礼记》所记,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行天下”。这里的“五至”指志诗礼乐哀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而“三无”则指超越性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五至”“三无”都是指超越性的境界,将礼乐教化提到提升境界的高度。其实,“境界”一词原为佛学用语,意即个人意识所达到之处,近代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人生修养与事业的“三境界”,突显“境界说”的美育意蕴。丰子恺则明确将“境界说”运用到艺术教育之上,认为人生犹如三层楼即三重境界,包含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灵魂生活,精神生活要以艺术为主,距离灵魂生活最近。冯友兰则在《新原人》中提出从“自然境界”经“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到“天地境界”的“人生觉解论”,进一步完善“境界说”。美育即是提供艺术教育之熏陶感染、灵魂撞击的心灵塑造过程,是润物细无声的感化提升过程,最具精神与情感力量,与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形成不可或缺的互补。美育的境界提升作用有助于我们抛弃教育上的功利主义,将精神、情感与心灵的塑造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之上。

  中华美育是涵养德性的教育

  德性教育是中华美育最重要的目标。《乐记》言:“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儒家学说认为乐与道德相通,乐音是人与禽兽的区别,而对整体音乐的理解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礼乐教化之乐教包含乐德、乐语与乐舞等部分,所谓“乐德”指“中、和、祗、庸、孝、友”等德性的核心内涵,是乐教最重要成分。礼乐教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弘扬德音与正声,抛弃淫乐与溺音。《乐记》说:“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又说:“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这里将正声与德音提到“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的政治高度,将奸声、郑卫之音与淫乐视作扰乱思想与破坏心术的负面现象。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礼乐教化涵养德性的精神还是需要提倡与继承,以纠正重利益而轻道德的价值倾向。

  中华美育是“天人相和”的教育

  区别于西方古代讲求比例对称和谐的哲学与美学,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哲学有其独特意蕴与魅力。《乐记》阐明礼乐与天地宇宙相应相和的特点,从而带来四海之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合敬同爱的结果,充分强调礼乐教化沟通天地人的巨大作用。《乐记》还阐述礼乐教化所形成的一种礼乐交融、天地相合、阴阳相得、万物繁茂的生命之美,诚如《周易》所言“生生之谓大德也”。这种生命美学体现于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乐记》还强调礼乐教化与亲和天地的关系,诚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万物一体,包括后来李叔同与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并提出“护生即是护心”,这些美育观念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人类中心论,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中华美育历经几千年历史,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时代美育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为山东大学原校长)

这里认为“道”是治国的必由之路,而仁、义、礼、乐就是“道”,所以仁、义、礼、乐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此处说“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之功”,而不提仁义,是因为如所说:“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礼乐与仁义不可分,说礼乐也就包含了仁义。这是总论乐的功用,即与礼配合,通过教化进行治理,使国家长治久安。王者用乐进行教化,其情况有二:一为未作乐时用先王之乐,但应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选择,用其“宜于世者”;二为自作新乐,其前提是“王者功成”,其内容是“乐其德”,即以王者的功德为乐。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他比前者更“宜于世”,也就更能收教化之功。所以“治乱废兴在于已”,世道衰微、政乱国危不是出于天命,而是治国失其正道,由于“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即由于未能利用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的仁、义、礼、乐进行教化,进行治理。

《乐记》也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它会与欣赏者内心的感情发生共鸣,所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人们听了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社会产生批判或赞助的态度: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就是说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 由此可见,在古人看来,音乐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并且“礼乐”是冶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四 “礼乐教化”的音乐美学思想 汉代统治阶级建立其思想体系的目的,是为汉朝提供长治久安的统治理论,故其音乐美学思想突出地强调发挥音乐的才华作用,宣扬“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其次,又是为王权神授说提供理论依据,故其音乐美学思想又突出地强调“作乐以奉天”,强调用音乐去歌颂“新君”,为巩固“新君”的大一统服务,宣扬“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已以为本”。所论又集中于音乐的社会功用与文质关系,其具体论述强调把音乐当做礼乐教化人民和巩固封建大一统的工具与手段。 对于音乐的社会功能,《礼记乐记》的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乐记》全面继承了的音乐美学思想,因此也像孔子那样追求尽善美而更重视内容的善;也像孔子一样以和而不淫、合乎礼仪为审美准则;也像孔子一样推崇《韶》、《武》之乐,贬斥郑卫之音;也像孔子一样强调用音乐修身、治国、移风易俗。对于孟子,他主要继承的不是音乐美学思想,而是“性善”论与“仁政”的思想,主张寡欲,主张反求诸已,也像孟子一样主张“与民同乐”,认为“民有德而五谷昌,疾不作而无妖祥”是作乐用乐的必要前提。而继承后者关于音乐的特征、音乐的功用、音乐的审美、音乐的取舍等方面的思想及继承的重点,则是关于礼乐配合治人治国的思想。 综上所述,《礼记乐记》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面反映了对音乐社会功用的认识,但也突出了儒家对音乐教化的重视,对音乐审美特性的轻视。 总之,汉代音乐注重对音乐本质美的发掘,在特别强调“天人关系”的两汉时代,汉代音乐的“天人合一”构成了这一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轴心。正是基于此,“礼乐冶国”与“礼乐教化”成为汉代音乐社会功用的重要体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的形成、完善,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以上是笔者对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管窥之见,希望这样的探讨有益于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今天这个伟大时代,真正体现我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伟大作品。并以此为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音乐艺术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孟子译注离娄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 作者简介:刘阳,女,1968,河南南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艺术教学,工作单位: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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