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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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迫 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 了观念的变化。嘉靖、期间,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 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 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 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商崛起于明 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中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 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 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 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 《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 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 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 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 翔”。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视。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 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还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对神宗的起居日用、行事为人,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这样亲 密的师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谁又想到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骤然变卦,满门查抄,几乎被掘棺鞭尸,十年心血毁于一旦!何以落得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 细品文化 感悟千年智慧 历代功勋卓著的改革家大多没有好下场,、死于非命,运气好的生在,但时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明代中兴名臣张居正虽然并非死于非命, 但死后,先前对他推崇备至、言听计从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惨遭抄家充军的大祸,令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读史者感慨唏嘘不已,陷 入深深的思索。为什么张居正会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呢? 张居正像问题的要害大概就在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实录》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到明熹宗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其中包含《明神宗实录》596卷。《明神宗 实录》指出张居正独揽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四夷咸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亲,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 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这段话点明张居正邀祸的原因就在“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八个字。 张居正给时人的 印象是独断专行,这是他日后取祸的重要原因,而在当时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吏治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 论是考成法,还是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如果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 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操之过于急切,必然遭来许多非议。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 手,如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等。如果没有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加上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力挺,张居 正恐怕很难推行其改革举措。 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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